可以看出，经和说对于慎独都是从心上讲的。
察孝廉，父别居，[20]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正官把持选才特权而造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1]都昭示儒家教育理想的推进需要社会正义的支撑与保障。儒家并没有坐等财富的自然降临，而是在爱护民力生养和凸显以义生利的求富过程中，同时播扬了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价值哲学。
[32]事实上，正是科举的至公性极大地调动了下层民众俊杰的向上流动欲求和学习积极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吏治，稳定了王权的统治基础。荀子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事实证明，孔子所创办的当时最大私学是成功的，其门人何其杂的客观事实以及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科举考试过程的舞弊防范意识日益高涨，科场条例法规愈益严密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圣人做事，只向义边做。的周敦颐联系在一起，认为二人交流学术，语连日夜，至少在他看来，此时王安石与周敦颐是具有一致的理论倾向的。
熙宁二年之后，各项新法次第推行，但无一不遭到激烈的反对。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晚年罢相后，闲居金陵。【参考文献】 [1]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J] . 北京大学学报，1991（2）：24. [2]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进入专题： 王安石 新学 道德性命 变法 理论依据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元月，三经义修成奏御，不久即颁行天下，作为全国学校的统一教材和科举考试标准，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
（《周敦颐全书》卷一，《周敦颐年谱》）此说最早出于北宋理学学者、程颐门人邢恕，但清人蔡上翔与近人梁启超斥之为妄说，驳之甚详。这种思想混乱的现象引起了当时士人的注意，程颐曾以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加以形容。
本文认为，荆公新学可以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发展阶段。后期新学以《三经新义》为主要内容。王安石初踏仕途之际，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欧阳修等遭放黜，政治改革的浪潮暂时平息而新的高潮尚未到来之时。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的割据与战乱，再加上佛道的势力的影响，政教驰废，儒学衰微，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呈现出一种失范无序的状态：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废，而先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虔州学记》）在这一时期与友人的书信中，王安石也非常关注道德教化、风俗整饬问题，如在《与丁元珍书》中，王安石就对当时思想混乱、道德风俗不一的状况深表忧虑，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表明了其理论思考的重心之所在。穷理矣，故知所谓咎而弗受，知所谓德而锡之福。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于先王之政故也。散其利者，资之以利本业者，又散与之。
在解正月之吉始和一条时，王安石指出，先王盛世，每到岁终，则今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于是调制所当改易。无疑，唐末、五代及宋初时出现的这种风俗陵夷、道德沦丧，儒家价值理想的衰落、崩溃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北宋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确立。
在解王以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一条时，王安石指出，道有升降，礼有损益，则王之所制，宜以时修之，修法则，为是故也。讨论了王霸义利问题，提出以心作为道德行为的判断标准。
其中嘉祐五年庚子（公元1060年）条下云：先生东归时，王荆公安石年四十，提点江东刑狱，与先生遇，语连日夜王安石认识到，北宋王朝已经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从这一时期王安石所作的其他文字来看，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也是其思考的中心问题。因而在此之后直到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其理论兴趣逐渐发生了转移。这一时期，遭受严重打击而被迫退出社会政治舞台的王安石倾向于作较纯粹的理论思考。四方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正月，神宗正式向王安石提出颁行新经义的要求：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二 诚如上述，王安石早期的理论探索主要是围绕重振儒家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进行，通过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而改变风俗颓坏、教化陵夷的状况。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这是道出了《洪范传》重视道德性命之学的理论特点的。王安石初踏仕途之际，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欧阳修等遭放黜，政治改革的浪潮暂时平息而新的高潮尚未到来之时。
据新学学者蔡卞称，王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散其利者，资之以利本业者，又散与之。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在神宗看来，这种状况不仅使变法措施不能顺利推行，而且也对宋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政欲每岁改易，故改岁之一月谓之正月（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情》）本篇从已发、未发角度讨论了性情问题，以体用内外合一的原则说明了性情一而不可分的关系。（费密《道脉谱论》，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3 月版）侯外庐先生等说：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
因此，必须训释经义，造成以新的学术为基础的思想统一的局面。（《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虔州学记》）在这一时期与友人的书信中，王安石也非常关注道德教化、风俗整饬问题，如在《与丁元珍书》中，王安石就对当时思想混乱、道德风俗不一的状况深表忧虑，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表明了其理论思考的重心之所在。
然而，由于南宋以后，新学遽然衰落，以至湮没无闻，新学著作也大多散佚不存，对新学的研究一直未能深入。《洪范传》是王安石为数不多的幸存著述之一。
新法次第推行后，碰到很大的阻力，反对者攻之甚力，一时议论汹汹，喧嚣于庭。并作《老子注》，注释佛经，汲取佛道之长，进行不懈的理论探索，使新学思辨水平不断提高，其理论体系也发展得更为成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初社会的各种危机更加深重，新的社会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各篇的内容多与道德性命有关。《淮南杂说》是王安石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今天已经佚失。早在地方官任上，王安石就关注这种家异道，人殊德的现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一旦欲有为于世，则异论四起。
庆历以后，学术思想领域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使学者们摆脱了经传注疏的束缚，思想异常活跃。（李焘《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条）修撰新经义，以之统一思想的愿望十分强烈。
的周敦颐联系在一起，认为二人交流学术，语连日夜，至少在他看来，此时王安石与周敦颐是具有一致的理论倾向的。在解正月之吉始和一条时，王安石指出，先王盛世，每到岁终，则今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于是调制所当改易。
（《周敦颐全书》卷一，《周敦颐年谱》）此说最早出于北宋理学学者、程颐门人邢恕，但清人蔡上翔与近人梁启超斥之为妄说，驳之甚详。肩负指导全国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重任的王安石，意识到从理论上阐明其变法思想的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力图通过训释经义、阐发古圣先贤的微言奥义，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合理性，为新法提供理论依据。
